“超低排放”：谨防按下葫芦起了瓢

去年年底，我国决定全面实施燃煤电厂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大幅降低发电煤耗和污染排放。即在2020年前，对燃煤机组全面实施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使所有现役电厂每千瓦时平均煤耗低于310克、新建电厂平均煤耗低于300克。对落后产能和不符合相关强制性标准要求的坚决淘汰关停，东、中部地区要提前至2017年和2018年达标。改造完成后，每年可节约原煤约1亿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8亿吨，电力行业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可降低60%左右。同时，对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要加大政策激励，改造投入以企业为主，中央和地方予以政策扶持，并加大优惠信贷、发债等融资支持。

据公开资料，2013年，全世界煤炭消费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为30%，中国为66%。中国煤电发电量长期以来占总发电量比重为80%左右，虽然近1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迅猛增长，但2014年煤电装机比重仍为60%，煤电发电量比重为70%。在我国当前还不得不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情况下，为了能在尽快治理雾霾的同时也拉动经济，推进全国的煤电厂进行“超低排放”改造，确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意义。

所谓超低排放，业内一般指排放烟气中的颗粒物、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分别不超过10毫克/立方米、35毫克/立方米和50毫克/立方米。如果要使整个行业都做到超低排放和低能耗，技术支持和资金支持能够得到保障，只是时间的问题。

从超低排放发展迅速的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及周边地区情况看，这个区域污染较为严重、污染物排放总量削减任务较重，同时电力需求增长较为迫切，超低排放的实施为新建项目腾出一定发展空间。

但笔者近期在参加“中华环保世纪行”的采访调查发现，“超低排放”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也存在认识、技术、监管等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现有机组超低排放改造成本较高，特别是最近几年新完成的环保达标改造的机组。同时，钢铁、煤炭、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在技术上多是通过“大马拉小车”式的设备扩容量、材料的改进、昂贵设备的使用等来实现，有的脱硝技术路线有所创新，但是否会带来新的二次污染还有待论证。由于我国目前对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要加大政策激励，难免有些地方有些企业为了套取国家补贴而一哄而上。另外，笔者还发现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实行超低排放后，原有监测设备跟不上要求，有的时候排放数据会出现负值——监测设备和监测规范的缺乏给超低排放监管部门造成困惑。

从国际经验来看，像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也曾有过只关注燃煤机组的某些单项污染指标的排放经历。不过，他们后来发现对燃煤机组的某些单项排放指标的监测、治理以及效果评价的难度很大，不仅难以做到准确可靠、科学合理，而且治污的效果也常常是事倍功半。如果不考虑燃煤机组的温室气体排放，过分强调对某些单项污染物排放的治理，往往反而会增加燃煤机组的温室气体排放。不仅如此，对某一污染排放的过度治理，还可能会增加其他污染物的排放。

超低排放还存在与其他方面的协调性问题。在超低排放的推进过程中，如何统筹协调好节能、减碳、节水以及其他常规污染物控制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切实提升超低排放综合效益的关键，但该问题目前尚未得到系统评估和全盘考虑。

笔者认为，国家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宏观经济及价格管理部门、电力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应继续对超低排放系统性问题进行评估和深入研究，如超低排放的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及其对技术的影响、系统及设备的可靠性、资源节约或消耗情况、可能产生的二次污染及应对措施、超低排放补贴潜在实施效果等。另外，还应在深入研究和系统评估的基础上，修订《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将超低排放行政要求纳入法制轨道。依据对不同地区、不同机组的要求，结合技术现状，在标准中明确差异化要求。同时，继续完善超低排放监测、监管、技术标准体系。行业内要尽快开展超低排放相关技术研发，要注意这些新技术既能减少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的排放，又要尽量避免氨逃逸、二氧化碳和三氧化硫排放增加等现象，同时考虑成本降低问题。另外，对燃煤电厂改造的同时，占煤炭使用约一半的非电煤的使用也应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