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有能力成为有国际影响力的碳定价中心
建设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以下简称“碳市场”），是利用市场机制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一项制度创新，也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核心政策之一。全国碳市场将于6月底启动交易，其重要性愈发凸显。
作为交易“枢纽”的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系统（以下简称“中碳登”）落户湖北武汉，主要承担碳排放权确权登记、交易结算、分配履约等业务。目前，首批电力企业已全部完成资料审核、开户等工作，进入筹备交易启动的关键阶段。如何建设好全国碳市场？近日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湖北碳排放权交易中心总经理刘汉武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碳市场机制的建立是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实现的重大举措”
在刘汉武看来，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碳交易制度，是以市场机制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重大创新。
“碳市场与降低排放总量紧密挂钩，是实现碳强度或峰值总量目标的最直接手段。量化目标可进一步限制化石能源消费，为控制化石能源消费总量、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贡献力量。”刘汉武表示，碳市场将会覆盖电力、石化、化工、建材等八大行业，而这些行业的企业正是我国碳排放的主要源头，能源消费总量分别占到全国及工业比重的50%、75%以上。“经济要发展，必然伴随着二氧化碳排放，未来碳排放空间将逐步缩小。通过强度控制，能够更好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与碳减排的关系，也可体现各地区减排工作的力度。”
对于企业而言，参与碳市场既有动力，也有压力。“人类活动大量使用能源资源，对大气环境容量过度占用，导致巨大环境负担。碳市场设定的排放控制目标，则明确了环境容量资源的有限性和稀缺性。在碳交易中，减排成本较低的企业处于有利地位，减排可获得富裕的碳排放配额，并进一步通过交易获取经济收益。减排成本较高的企业，可以选择购买碳排放权配额，不必投入超出社会平均减排成本的代价。”刘汉武称，这样的市场机制可调动企业减排积极性，解决社会减排成本过高的问题。“近年试点碳市场的经验也很好验证了这一点。”
“市场、技术加上资金，三重驱动
为实现碳中和目标提供强劲动力”
记者了解到，自2011年起，北京、天津、湖北等七省市率先启动试点碳市场。截至今年3月，近3000家重点排放企业累计覆盖4.4亿吨碳排放量、成交金额约104.7亿元。其中，湖北试点的交易规模、引进社会资金量、企业参与度等指标均位居全国首位。
“湖北试点现有各类市场主体9860个，纳入控排的企业总排放量2.49亿吨，约占全省总排放量的45%，有效覆盖工业领域的温室气体排放。通过市场交易，纳入企业累计实现减排收入5.04亿元。”刘汉武介绍，湖北作为欠发达省份，与大部分中西部省份一样，尚处工业化和城镇化高速发展阶段。湖北试点的积极成效，充分证明了碳交易制度在中西部省份、乃至全国的可行性。
在积累多年经验的基础上，刘汉武坦言，在我国能源结构中，煤炭消费占比过大，能源利用效率却依然偏低。从另一角度来说，其也为减排留下潜力和空间。“广泛采用成本有效的节能减排技术、燃料和原料替代技术、新能源技术，实施技术转型可大幅减少碳排放量。碳市场则为企业选择治理技术供了更大的灵活性和激励性。”
刘汉武认为，碳减排的经济价值逐步放大，无疑将催生更多、更好的低碳技术孵化。碳市场特殊的金融属性，还可为新技术、新产业募集到更多社会资金。“市场、技术加上资金，三重驱动将对加快清洁能源发展、促进能源结构调整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进而推动经济向绿色低碳转型，为实现碳中和目标提供强劲动力。”
“适时扩大碳交易覆盖行业范围，
让更多金融机构参与进来”
“全国碳市场尚处发展初期，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完善升级。”刘汉武进一步称，所有试点市场均曾面临制约，包括制度体系不健全、管理机制不顺畅、配额分配失衡、市场流动性不足、价格变化剧烈、企业消极履约等多个方面。“同样，全国碳市场也会经历逐步完善优化的过程，需要通过总量控制、管住存量企业排放，尽快完善相关政策条例、支撑系统，完善配额分配、排放数据核查等。”
刘汉武举例，受试点碳市场区域限制，交易不充分、碳价偏低现象尚存。目前，我国试点地区的碳价多在14-90元/吨，而欧盟ETS2019年平均碳价约为28欧元，2020年持续上涨并多次突破30欧元/吨关口。再如，我国碳市场只有现货交易，金融化程度不高。欧盟碳市场在建设之初就内置金融功能，实现现货期货一体化。
“随着机制体制不断完善，这些问题将逐步解决。”刘汉武建议，尽快明确全国碳市场的金融属性，诸如碳排放权等环境权益的法律属性是否可抵质押，金融机构、碳资产管理公司等非控排主体的市场准入资格等。
在全国碳市场启动后，适时扩大碳交易覆盖范围，碳金融培育力度将随之加大，让更多金融机构参与进来。“既要丰富交易品种，也需鼓励碳资产抵质押融资、碳债券等碳金融创新，引导金融资源进入碳市场，助推企业转型发展。由此，把我国建设成为有国际影响力的碳定价中心，提升我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竞争力和话语权。”刘汉武称。
